2014年前，中国不允许民营企业注册经营货代业务，所以我们的公司注册在香港，注册资金一美金。换句话说，我们在上海理论上来说，只是个办事处，并不能实际经营。好在早年工商税务查得不严，也没人来理会我们这种小公司。
蒋云在香港有个朋友，我们的公司就是通过此人注册的。这天香港人打电话给蒋云，跟他说，香港有家货代公司想在大陆找一家合作伙伴。就是这一通电话，瞬间把达莲引领进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家公司叫万喜，其实是一家丹麦货代公司在香港的分支。随着1997的到来，香港回归中国，丹麦人也好，香港人也好，都期待着和大陆更多的合作。
从这天开始，我们开始频频接到丹麦和香港的电话和传真。同事们的英文都很烂，一开始只要一接到电话就开始惊呼，小肖，老外来电话啦。然后忙不迭地把电话转给我。当时我的英文也是一般，勉强能跟老外交流。在公司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本来同事们都在聊天，只要老外的电话一来，突然就鸦雀无声了，我甚至有种感觉，一个我在打电话，另一个我，在听我自己打电话。
我的中文名字叫肖冲，英文名字叫xavier，这个英文名字在西班牙和法国比较普遍，其他国家的人读起来就比较费劲，反正大致的发音差不多也就将就了。
香港万喜的那帮人，国语也是够烂，除了老板donny，其他人说国语，都要边听边猜。香港万喜和我联系比较多的一个人叫sam，后来慢慢熟了，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叫单碧山，我告诉他，来上海的话，不要跟别人说他的中文名字，碧山在上海话里读音和瘪三一模一样，相当于粤语的扑街，他听完沉默了很久。我们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在家排行老三，大哥叫单碧达，二姐叫单碧儿，我有点佩服香港人的直白，幸亏他们家没有老四，不然不知道会不会叫单碧死。
sam和我互相学习了很多彼此家乡的脏话，后来有一次去香港和万喜开会的时候，我无意中爆出一句，也许是sam的教受能力太强，又或是我的语言功底也不弱，瞬间所有香港人都看向我。我赶紧起身，指着sam说，是他教我的。这件事情以后，我们交流学习脏话就结束了。
不过sam还是教会了我不少，他早年在澳大利亚读书，英文很好，聊起留学的生活，他说很苦，我说我家里条件不好，也很苦，他想了想说，你一直在家里人身边，你的苦和我的苦是不一样的。
当时有两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我问他唔该（谢谢）和多节（多谢）分别在什么时候说，他说，我说英文哦，if somebody do something for you， you say唔该，if somebody give something for you， you say多节。另一个是他鼓励我多开口，他说，say say say， finally you say， if you dare not open your mouth， finally you say nothing
sam对大陆人有些小看法，他觉得香港人很严谨，如果不是有90%以上的把握，不太会轻易说no problem，而大陆人则不同，无论跟大陆人说什么，大陆人都是ok no problem，老外电话里面话都没说完，大陆人已经信誓旦旦的抢着说ok no problem，然后电话挂掉一转身，屁股后面全都是problem。我默默地用上海话问候了他一句。
老外很有契约精神，要我们起草一份符合大陆情况的合同书，毫无疑问是要英文版的。蒋云扔给我一份其他人家的合同，中文版的，让我翻译成英文。我都快哭了，拿了一包烟和一本中英文对照词典，奋战了一个下午。这以后，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开始有变化了。毕竟知识就是力量。而且有一点很好，因为我的英文是公司最好的，不会有人对我的作品挑三拣四的。
万喜的业务很快开始了，用行话说，这叫指定货，也就是说，万喜在大陆的客户，都需要把业务交给达莲来操作。运费会在目的港收取，然后支付给香港万喜，我们再和香港万喜结算。这种模式简直就是送钱给我们，我们甚至不用去维护客户关系，因为客户如果不也业务交给我们，他们就要自己承担运费。
通过万喜的指定货，我们很是赚了点钱，转天蒋云就决定，带我去香港，拜访万喜。我很激动，从来没跨出过国门，虽然香港已经回归了，但毕竟香港人用的不是人民币，而且光凭身份证是不能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