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三年七月末，宣室殿，常朝。
在完成了对三署郎官的考核之后，没了袁氏门生故吏的鼓吹之后，朝廷风气为之大变，声音也统一了起来。
故而，看到时机成熟的刘协决定按部就班的施行自己的计划。
弘大宽阔的宣室殿中，皇帝端坐在御榻之上，环视殿内群臣，缓缓说道：“如今天下兵乱四起，不仅百姓遭难离其土，士人也被迫隐于山野，致使朝廷不得用其才。而三署郎官经过上次考核之后，所剩者也已不多，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故而我决定重设太学，为国抡才。不知诸卿有何建议？”
侍中杨琦当即起身回应道：“自朝廷西迁长安后，礼制混乱，文教荒废，今日陛下有意重设太学，臣为天下士子拜谢陛下！”
太学是汉代设在京都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长安设立太学。
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太学零落。
而后光武皇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于建武五年十月(公元29年)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修建太学，同时下诏征辟海内大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洛阳，设立五经博士来教授学子。
太学不仅为朝廷培养了优秀的人才以及宣扬儒家经学文化，还是传播朝廷最新动向，士族集团一心想掌握在手中的舆论阵地。
自光武皇帝倡兴儒学以来，经学大兴以来，光武皇帝，孝明帝、孝章帝三位皇帝都会亲自到太学讲经、注释经典。
其中由汉章帝下令，班固亲自撰写的《白虎通义》，更是集两汉今文经学大成，又融合了产生于西汉末年的谶纬迷信之学，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抓住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高解释权，巩固自身的统治。
只要拥有了对意识形态或者儒学经典的最高解释权，那么皇帝就能牢牢把握住朝廷内外的主流思想，控制舆论，巩固自身的权力与统治。
这一举措被东汉的前三位皇帝贯彻执行的很好，只可惜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再也没有皇帝会亲赴太学讲学，朝廷也失去了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注释经典，主导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力逐渐转移到了被外戚与宦官压制，拥有经学传家优势的士族集团手中。
比如弘农杨氏自杨震的父亲杨宝开始就研习欧阳生所传儒家经典《尚书》，光武皇帝得知其之才，公车特征辟。还有袁氏、伏氏、桓氏......
如今洛阳的太学早已在动荡中摧毁不复存在，深知太学生的厉害的董卓，在朝廷迁至长安后，就没有打算重开太学，哪怕董卓颇为倚重的司徒王允多次劝说也未曾松口。
现在关中安定，皇帝主动提出了重设太学，以弘农杨氏为首的经学世家开始活泛了心思，岂能错失良机，故而群臣开始纷纷进言，大有今日就将重开太学敲定下来的意思。